“临终要不要进ICU？”奶奶离世后，我和爸妈聊死亡

▲（IC photo / 图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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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有当我们意识到生命有限，才会把时间分享给真正在意的人和事；只有当我们认真思考过死亡，才能在老之将至时少一分迷茫，多一分从容。

文｜王佳月

责任编辑｜温翠玲

“你的父亲眼睛有点问题，不过请放心，我们已经为他动了手术……”伴随着医生的话，我扭头看向爸爸，他的眼睛被换成了机械眼，两个冰冷的金属球体毫无感情地盯着我。我心口一痛，哭了起来。哭着哭着，我发现自己正躺在卧室的床上，窗外还是黑漆漆的，刚刚的一切又只是一场噩梦。

这几年，我经常梦到父母的病痛甚至死亡。我是一个无神论者，绝不会把梦和不好的预兆联系在一起。我知道，这些梦都只是我潜意识里，对终将要来临的死别的恐惧。中国人忌讳谈“死”，总是担心一语成谶，但当死亡猝不及防悄然降临，这些从不说“死”的人又要如何从容面对？

至今仍记得奶奶去世前后，全家人的不安与兵荒马乱。我从大学赶回家时，奶奶就已经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了，她18天水米未进，全靠营养液维持生命。不管多要强的人，一旦失去意识，就连最基本的排泄都不能控制，只能任人宰割。我看着她被插上导尿管，只需转动开关，就有黄色的尿液从管子里缓缓流入床边挂着的塑料袋里。晚上，病床边照料的亲属们又当众掀开奶奶的被子，用开塞露协助排便。

奶奶的生命体征一天天弱下去，接下去到底该怎么办成了一个难题。爸爸不想让老人受太多折磨，觉得应该顺其自然，但是叔叔和姑姑们却坚持：要抢救！去西安的大医院抢救。

我不知道是因为爸爸性格谦和、习惯忍让，还是他拗不过弟弟妹妹，害怕被指责不孝顺，最终，奶奶还是被叔叔他们包救护车送去了西安。救护车头天下午载着奶奶翻越秦岭去两百多公里外的西安，第二天一大早将她送回来时，和我就是天人永隔了。

那天早上，我先是看到姑姑们和表哥一起推着一个带轮子的床往我家院子跑，几个姑姑都像失去理智一样，不停地对着床上的奶奶大喊“妈！妈！”表哥看我迎过去，不等我看奶奶一眼，就急匆匆指挥我到巷口的救护车上拿奶奶的衣服。等我抱着衣服刚跑到家门口，屋内突然爆发出声嘶力竭的哭喊声，我站在门口不跑了，我知道我没有奶奶了。

姑姑们哭得歇斯底里、手足无措，大喊着“怎么办啊？没有妈了，怎么办啊？”爸爸和叔叔不知是在布置灵堂，还是招呼来帮忙的邻居，我们几个孙辈连同其他来帮忙的熟人，用床单裹着奶奶，把她从床上转移到了木板上。我这才发现奶奶的脖子上包着一块纱布，隐隐渗血。当时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后来问有经验的朋友，才知道，这很可能是在脖子上动刀插管了，属于急救最后的手段之一。

其实奶奶在失去意识前很长一段时间，身体状况就已经很不好了。但我的姑姑叔叔和爸爸，似乎从没商量过，如果奶奶情况不好，究竟要不要进ICU抢救？也没有想过，如果失去了母亲，该怎么应对这种悲痛？

二姑姑的情绪彻底崩溃了。作为一个生意人，她平日里利索干练，走路带风，奶奶去世后，50岁出头的她一夜间委顿下去，两个大眼袋拖在脸上，两颊的肉松松垮垮吊在腮边，整个脸就像一个大写的“丧”字。二姑姑早年在西安艰难谋生，没把奶奶接在身边精心照料过，心中的万分悔恨全都体现在她糟糕的身体状态上，直到几年后她才慢慢恢复过来。

奶奶的丧事是在我家院子里进行的，爸爸作为长子，一直忙前忙后招呼来宾，推进流程，整个过程礼节周到、情绪克制，我只看到他眼睛泛红，却没见他流过一滴眼泪。当时只以为爸爸看得开，直到很久之后，他一个人在家拉二胡，唱到“每一次我离家走，妈妈送儿出家门口”时，他突然放下二胡不唱了，我回过头，发现他脸上已经浸满泪水。原来爸爸不是不伤心，只是身上的重担让他不敢轻易展现脆弱的一面。

奶奶去世九年后，有一次我无意中和爸妈聊起病危抢救，随口问：“你们觉得人临终要不要进ICU？”爸爸先是很豁达，告诉我，“到时候坚决不准抢救，让我痛痛快快地死”，接着，他似乎很害怕地喃喃自语道，“我不要那样，生命不应该那样”。不知道这时候，他是不是想到了被推进ICU插管的奶奶？是不是又因为奶奶没能平静离开而遗憾痛心？

两千多年前，孔子面对子路的死亡之问，回答说：“未知生，焉知死？”两千多年后，在生活节奏加速的今天，经历过死别的我反而认为：未知死，焉知生？只有当我们意识到生命有限，才会把时间分享给真正在意的人和事；只有当我们认真思考过死亡，才能在老之将至时少一分迷茫，多一分从容。

我的父母已经六十多岁了，在他们人生的下半程，我想多回家看看，也想听听他们对死亡的看法。当分别那一天无可避免地来临，我希望，我们已经认真地、好好地，说过再见。

（作者为陕西西安企业职员）